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合同诈骗

发布时间:2019-11-13 13:42:00

部门:刑事法律事务部


前言


2019年还剩不到两个月了,这一年,对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来说在司法领域是受特别关注的一年。年初的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两高报告》中强调“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这一信号释放出最高司法机关对于民营企业、企业家在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受到刑事犯罪侵犯时更为慎重的处理意见。

10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北大作专题讲座,其间在回答提问时说到:“比方说民营企业,在当前形势下,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下,有经济上的违法犯罪,是一样的,该捕就捕该诉就诉,该判实刑就判实刑。还是有个司法政策作个调节,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实刑可判缓刑的,判个缓刑好不好啊?我们认为是非常需要。因为民营企业把它捕了把它诉了,这个企业马上就会垮台,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就业就没了。”最高检检察长的此番言论代表着目前我国各级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家在涉嫌刑事犯罪中的执法态度。

在风雨如磐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下,诸多民营企业、企业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法律作为国家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对社会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现实经济状况下,司法选择了一种宽松的态度,对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这一点正体现了张军检察长专题讲座的主题——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国家宏观调控具象化在司法中,从影响个案到影响一个个牵涉其中的主体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正文

碎语闲言不多讲,本期《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报告》将从合同诈骗罪诈骗罪的区别、犯罪主体以及构成要件的角度来解读、分析民营企业、企业家在日常经营活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可能涉嫌的犯罪风险以及被犯罪侵害的权益。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同样是具有诈骗性质的犯罪,社会普遍对这两罪的认知程度是不一样的。普通民众对诈骗罪更为熟悉,也更容易成为该罪的行为人或者受害人;合同诈骗罪在罪名上就对该罪的适用范围作出了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多发生在企业与企业的经济往来活动中。


就法律条文来看,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立法不同之处在于:


①《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归纳了四种具体行为方式,而诈骗罪的立法条文中并没有对诈骗的具体形式阐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但若确实存在诈骗、非法占有财物的事实,即使不能用合同诈骗罪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也可以以“诈骗罪”的名义追责。


②在《刑法》罪名分类上,也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区别;“诈骗罪”属于《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类别,这是一章主要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权益的犯罪,“合同诈骗罪”属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一类,主要针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保护。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及数额认定标准:


对民营企业来说,合同诈骗罪的风险程度高于普通诈骗罪,民营企业日常的经济活动与签订、履行合同分不开,同时合同的金额较大,一旦涉嫌犯罪,将会面临较重的刑罚;若是作为被害人,遭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犯罪主体不同时,量刑起点不同,对同等级金额要求也不同。以四川省为例,具体数额标准如下:

合同诈骗罪的刑罚:


合同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权益的犯罪,除主刑外,还会伴随“罚金刑”。该罪的量刑幅度分为三档,每一档都有处罚金,至于罚金多少,各地高院出台《量刑指导意见》有详细的规定。可以肯定的是,罚金和主刑的增长趋势一致,主刑越重,罚金也越多。


同样也是因为合同诈骗罪是侵犯财产权益的犯罪,相较于人身伤害类犯罪,财产型犯罪适用缓刑的概率更大。在判决时,法院会综合考虑犯罪数额、原因、手段、社会影响及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认罪悔罪态度、退赃退赔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适用缓刑。


我省高院出台的《量刑指导意见》中对可适用缓刑、不可适用缓刑的情况均有列举,审判庭在法律规定的约束下行使着自由裁量权,在不具有不能适用缓刑的情形,辩护人、被告人可以为争取缓刑辩护。


合同诈骗罪——个人or单位,谁来承担?


个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诈骗对方钱财的,自然个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司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行为的,犯罪主体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单位是合同诈骗罪的实施主体,其直接负责人受到处罚;一是个人直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受到刑罚。乍看之下,作为涉案合同的直接负责人是怎么也不能逃脱处罚的,左右都是合同诈骗罪,都是有主刑,罚金刑的,是不是就可以不纠结到底犯罪主体是谁?


当然不是!回顾一下本文前述的各基准刑的数额标准,个人与单位的数额差异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案件中,辩护律师一定要将案件中的合同诈骗罪主体认定为公司的原因。比如说:涉案金额是8万元,作为个人犯罪,已然够“数额较大”的标准,足以立案,该个人将被处以刑罚;如果该案的主体是公司,8万元尚未达到该案的立案标准,自然直接负责人也不构成犯罪。同时,个人和单位刑期的增长幅度和实际犯罪数额有关,同样的刑期增长,对个人要求的数额增加较小,对单位的数额要求则更大。


讲到了个人和单位犯罪的刑罚差异,自然会问何时是个人犯罪,何时是单位犯罪?用法律规定的语言来讲,判断该罪主体是否为单位,需要考虑决定实施行为的主体、行为实施的名义、所代表的的意志及利益归属等方面,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容易证明的是:利益归属。


个案中,单位负责人会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会以单位高管的身份与对方谈判;在一些小微型企业中,一言堂的现象普遍存在,老板的决策不需要和谁商量,老板签订的合同不要重重审核,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如何区分单位和个人意志。而利益的归属是有迹可循的,也是最容易证明犯罪所得的用途的,是区分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关键。


犯罪方式——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非法占有的目的。


诈骗类的犯罪最核心的犯罪步骤是:

行为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对方因此产生误解而交出钱财

行为人获得钱财造成了对方钱财的损失


上述步骤主要蕴含的是诈骗类犯罪的客观方面,即行为人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获得钱财。诈骗类的犯罪不是过失犯罪,要求主客观相结合,主观要件必须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如何证明“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公安司法机关或者辩护人来说,都是不容易,需要十分谨慎的证明内容。实践中,即使有规范性法律文件对“非法占有”作出具象化的一般规定,但针对变化万千的实际情况,对于规范性构成要件的阐释,文字总显得无力了一些。


关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同的法官、法院的认定存在差异。


比如在最高法发布的刑事审判指导案例中,被告人在用欺骗方式与对方签订合同获得投资款192万元后,擅自改变用途,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投资期货交易,一部分用于公司日常消费。用于期货交易的140万元全部亏损,不能偿还。福建省高院在二审中认为被告人用于投资期货的140万元,因属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不能归还系客观原因所致,对该部分款项不应认定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最终,本案以被告人合同诈骗50万元定罪量刑。


同样属于指导案例的俞某合同诈骗案,审判法官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就比上个案例更为严厉。上海市高院认为,被告人俞某以单位名义,通过签订虚假贷款合同等手段为单位骗取巨额贷款用于高风险的期货炒作和以新贷还旧贷,造成被害单位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被告人在资金困难,现实亏损的情况下签订虚假合同骗取贷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实践中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定一直是个难题,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本文字数寥寥,难以详析,在此后的系列报告中若有类似问题,再做分析,也敬请期待。